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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多人向文革受害者道歉 忏悔行为获广泛赞同[一]  

2013-08-14 17:16:46|  分类: 新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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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多人向文革受害者道歉 忏悔行为获广泛赞同

2013-08-14 07:03:57 来源: 中青在线-中国青年报(北京) 57587人参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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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邯郸的退休宣传干部宋继超,第三次决定向老师道歉。

当年,红卫兵让他揭发“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”、初中语文老师郭楷,这个少年脱口而出三条“罪证”,用他的话说,就像背后刺中老师的“三支冷箭”。批斗时,郭老师的耳朵差点都被撕下来。

这些年,宋继超一直想找机会给老师道个歉。第一次,话到嘴边没说出口;第二次,写了篇文章投给报社,没能发表。如今,老师早已去世,宋继超也退休了,可64岁的他依然放不下这件事。

59岁的张红兵也因一次揭发而背负沉重的心理枷锁。“文革”中,他和父亲向军代表检举母亲的“反动言论”,导致母亲被枪毙。他小心翼翼地保守着这个秘密,直到4年前才开始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布。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,他说因为“想逃却无处可逃,必须面对”。

这个夏天,将道歉公之于众的,不只一个人。6月中旬的一天,宋继超收到一封电子邮件,相识的报纸评论版编辑约稿,请他谈谈对一条新闻的看法。新闻中的主人公是61岁的山东老人刘伯勤,他在杂志上花钱刊登了一则广告,向“文革”中被自己批斗、抄过家的校长、老师、同学和邻居公开道歉。

“看到老刘写的这个,我感觉也得马上写一篇!”邯郸炎热的中午,宋继超坐在家里的沙发上,拍着大腿激动地说。他怕再错过机会,当时直接在邮箱里回复:“我也想道个歉,最想跟初中时的语文老师郭楷说声对不起……”

一周后,湖南的温庆福、山东的卢嘉善、福建的雷英郎在报纸上分别向“文革”中伤害过的人道歉。这些毫不相识的老人,都曾在“文革”中有过非理性的选择,经历过漫长的岁月后,现在他们又作出了同样的选择——道歉。

虽有“文革”大环境裹挟之因,个人作恶之责,亦不可泯

揭发初中老师这件事,就连和宋继超是初中同学的妻子,也不大清楚。和老同学们聊天儿时,大家也会说起当年的事,哪个老师被斗啦,要么就是“大串联”时有意思的事,“都是能上桌面的”。

不过,只要提到郭老师,宋继超就觉得良心不安。有些话憋在他心里,已经“倒来倒去不知道多少遍”。

在宋继超的印象里,语文老师郭楷又瘦又矮,说话带着浓重的邻县口音,但他上课风趣,很受学生欢迎。这个地主的儿子知道自己出身不好,为了追求进步,在纸上写下“毛主席万岁”几个字,做成幻灯片投射到村里的土墙上,爬上梯子一笔一笔描成大标语。

那时,宋继超经常和七八个同学挤在老师的宿舍里“开小灶”。郭楷曾用3个周末,讲“卧薪尝胆”的故事;讲到“知识就是力量”时,他说知识不一定是学历和文凭,学历高的人只能当谋士,学历不高的人却能当领袖;他鼓励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人生道路,学习成绩不太好的,可以主动要求上山下乡。

这三件事,成为宋继超日后揭发老师的“罪证”。许多年后,他在自己写的小说和散文里忏悔,但一直没能让老师听到,也没有机会公布。

“老刘等于提出一个课题。”宋继超亲切地称呼着远方那个陌生的同龄人,“我们现在懂得人性和良知了,也得回头看看自己当年有多幼稚。”

刘伯勤是这些人中第一个在报纸上刊登道歉广告的。今年年初,他少有地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,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,见到当年被他抄家的“黑五类”同学,还是会不好意思。

《南方都市报》还原了那次聚会的一些细节。“说句良心话,我对不起他们。我真想见见他们,给他们道歉。”饭桌上,刘伯勤对其中一位同学说。几个月后,他在《炎黄春秋》杂志上刊登了道歉广告。“垂老之年沉痛反思,虽有‘文革’大环境裹挟之因,个人作恶之责,亦不可泯”,他这样写道。

这句话让1000多公里外长沙的温庆福很有感触。今年2月,他也写了篇博客,向自己伤害过的同事和老师道歉,并把文章投给《快乐老人报》编辑部。“其实我的道歉心存很久,良心的责备是主要的。”67岁的他说。

编辑邹东锋一直寻找合适的刊发时间。类似的来稿非常罕见,他想把这类文章集纳成主题,引起更多人的共鸣。刘伯勤刊发的道歉广告成为一个契机,他马上在读者群里发布征稿启事,山东和福建的两位老人发来邮件。

邹东锋还为这三篇文章写了段编者按:“对于‘文革’,歉意不一定能弥补什么,而伤害却有可能被原谅。其实,这份歉疚在亲历者心中,不是没有,而是缺乏公开的勇气。在我们收录的这份忏悔录中,这一句道歉,来得也颇为沉重!”

沉重的记忆始于1966年。11月的一天,“文革”积极分子宋继超正在高中教室里编《红色造反兵团报》,三四个红卫兵突然走了进来。

“郭楷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,在学校已经被批斗了,你当年是他最熟悉的学生,你应该最知道他的问题,希望你积极揭发。”红卫兵说。

“那我给你说几个事吧。”当时,高中的山墙上已经贴满批斗老师的大字报,宋继超“脑子一热”,觉得郭楷确实也有问题。他把老师说过的那三句话,曲解为“替彭德怀喊冤叫屈;诬蔑伟大领袖,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;歪曲领袖指示,贬低上山下乡的革命行动”。说完,他还摁了手印。

“你再好好想想,有事再跟我们说。”红卫兵满意地走了。没过多久,宋继超听说,郭楷被揪上批斗台,脖子上挂着很重的牌子,耳朵也被撕流血了。

“我说的三条非常要害,把郭老师害苦了。”回忆到这里,宋继超讪讪地笑了。可在当时,他只是觉得,“不应该揪人家的耳朵”。

那时,宋继超的同龄人都在“闹革命”。温庆福贴出了炮打学校党支部负责人的大字报,还带人抄了同事的家。刘伯勤和一群人闯进“黑五类”同学家,摔碎了同学奶奶的照片,没收了相框后面藏着的200元现金。

这段经历,后来成为他们心中一个“过不去的坎”。

“现在总结回顾‘文革’,大都是要求解密上层内幕。其实,全民总结历史,把自己摆进去很有必要。为什么在同样大环境下,每个人表现不一?”温庆福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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